中国前十医药企业，五家掌门人是外籍，会有安全风险吗？

近日，胡润发布2025中国500强，入选医药企业中，排名前十分别是恒瑞医药、百济神州、迈瑞、瀚森制药、百利天恒、信达生物、中国生物制药、药明生物、爱尔眼科。十家医药龙头中，竟然有5家董事长或CEO是外籍。

不止前十巨头，进入中国500强的医药企业共46家，其中接近三分之一的掌门人是外籍或者拥有海外及港澳台永久居住权。

医药龙头外籍掌门人占比高，与当前医药行业高度全球化、中国创新药加速出海有关。

然而，生物医药关系国计民生，更关系“生物安全”。当医药龙头公司大量存在外籍掌门人、外资股东时，意味着势必受到其他国家的政策、监管影响。当他国政策与中国利益发生矛盾时，企业如何抉择？

生物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在开放合作与安全保障间找到平衡点。

当代创新药行业离不开“深度全球化”

生物医药具有极为浓厚的全球化色彩，甚至可以说是最为全球化的前沿创新产业之一。

从行业底层逻辑看，人类对健康的需求具有普世性，疾病不分国界，这天然驱动药企追求全球市场。

创新药赛道研发成本极高、周期很长，动辄数年甚至十几年亏损烧钱，必须通过全球市场分摊风险并实现回报。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创新药，从研发之初，目标就是卖到全球。

再者，产业依赖全球分工，从早期研发、临床试验到生产制造已形成跨国协作网络。

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大量出现外籍掌门人，甚至大量出现外资股东、频繁与国外资本进行合作，本身就是中国生物医药崛起的直接体现。

过去，中国医药行业长期靠仿制国外药，而今中国已经是全球除了美国以外的第二创新药大国。截至2025年，中国在研创新药管线数量占全球总量的比例约为30%，仅次于美国。而中国庞大的医药创新项目，又亟需在海外市场变现，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BD）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49%，交易金额已超过美国。

此外，在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的全球分工中，中国成为主要的基础服务提供国，中国CXO（医药外包服务）全球领先。

因此，中国医药行业，需要拥有境外科研背景的科学家和熟悉境外市场的企业家。

如药明康德、百济神州两家公司，目前最主要收入来源就在境外。药明康德的掌门人李革，是美国知名药企Pharmacopeia Inc. 的创始科学家，百济神州的董事会主席欧雷强曾是美股肿瘤治疗上市公司Genta Incorporated的首席执行官。

如何确保医药龙头的发展与国家利益高度统一？

潜在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当中国最头部的医药企业的经营发展由外籍人士把控，主要股东中有外资名单时，难免受到外国政策的影响，甚至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尤其是在地缘政治紧张时，供应链安全、技术保密甚至数据安全都可能受到波及。

如2020年，有药企前董事长（美籍华人）涉嫌走私我国法律进出口规定禁止的货物被捕，最终检方作出不起诉决定。

这里面最大的风险，就是“人类遗传资源”数据。

人类遗传资源包括基因、基因组数据等，蕴含着特定人群的遗传特征和潜在健康弱点，一旦这些战略性资源通过外籍掌门人或外资股东主导的渠道非法流向境外，就可能被用于分析我国人口的族群结构、遗传缺陷，甚至为研发具有针对性的生物技术或药物提供依据，直接构成对国家生物安全和公众健康的重大威胁。

在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已经规定，将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向外国组织、个人及其设立或者实际控制的机构提供或者开放使用，可能影响我国公众健康、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通过安全审查。

对于敏感领域，可探索“黄金股”等特殊股权安排。“黄金股”指由政府持有极少量股份，在特定重大事项上拥有“一票否决权”。对于医药行业中高度全球化且极为敏感的公司，引入黄金股机制很有意义，可以实现分类管理。

国有股东绝大部分时间做“甩手掌柜”，企业可在商业层面充分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但在触及生物安全等底线时，国家拥有法定工具进行干预，这样可以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嵌入了国家安全的“稳定器”。